我喜欢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赛车这个东西快就是快,慢就是慢,不像所谓的文艺圈,说人的欣赏水平不一样,所以不分好坏。其实文学这个东西好坏一看就能知道,我认识的一些人遣词造句都还停留在未成年人阶段,愣说是一种风格也没有办法。 如果在内地,这个问题的回答会超过一千字,那些连自己的车的驱动方式都不知道的记者编辑肯定会分车的驱动方式和油门深浅的控制和车身重量转移等等回答到自己都忘记了问题是什么。 当年始终不曾下过像南方一样连绵不绝的雨,偶然几滴都让我们误以为是楼上的家伙吐痰不慎,这样的气候很是让人感觉压抑,虽然远山远水空气清新,但是我们依旧觉得这个地方空旷无聊,除了一次偶然吃到一家小店里美味的拉面以外,日子过得丝毫没有亮色。 在做中央台一个叫《对话》的节目的时候,他们请了两个,听名字像两兄弟,说话的路数是这样的:一个开口就是——这个问题在××学上叫做××××,另外一个一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基本上每个说话没有半个钟头打不住,并且两人有互相比谁的废话多的趋势。北京台一个名字我忘了的节目请了很多权威,这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节目,一些平时看来很有风度的人在不知道我书皮颜色的情况下大谈我的文学水平,被指出后露出无耻模样。 我曾经说过中国教育之所以差是因为教师的水平差。 我浪费十年时间在听所谓的蜡烛教导我们不能早恋等等问题,然而事实是包括我在内所有的人都在到处寻找自己心底的那个姑娘,而我们所疑惑的是,当我喜欢另一个人的时候,居然能有一根既不是我爹妈也不是我女朋友爹妈的莫名其妙的蜡烛出来说:不行。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教师或者说学校经常犯的一个大错误就是孤立看不顺眼的。比如,有一人考试成绩很差,常常不及格,有的教师就经常以拖低班级平均分为名义,情不自禁发动其他学生鄙视他。并且经常做出一个学生犯错全班受罪的没有师德的事情。有的教师潜意识的目的就是要让成绩差的学生受到其他心智尚未健全的学生的排挤。如果不是这样,那这件事情就做得没有意义了。 于是我的工人帮他上上下下洗干净了车,那家伙估计只看了招牌上前来改车,免费洗车的后半部分,一分钱没留下,一脚油门消失不见。 我在北京时候的一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外地的读者,说看了我的新书,觉得很退步,我说其实是我进步太多,小说就是生活,我在学校外面过了三年的生活,而你们的变化可能仅仅是从高一变成了高三,偶像从张信哲变成了F4而已,所以根本不在一个欣赏的层次上。我总不能每本书都上学啊几班啊的,我写东西只能考虑到我的兴趣而不能考虑到你们的兴趣。这是一种风格。